打开media player，调到我最喜欢的Eternity memory of light waves，思绪开始延伸。自从朋友介绍这首歌给我听以后，我便与它堕入爱河了。在报社写稿，只要杂音干扰，我就会戴上耳机听这首歌。平静如水的钢琴声总会让我心情安稳，如繁星一般的敲击乐又总会让我灵光闪现。

    今天听着这首歌，我想说的是我的工作。从去年8月21日到报社报到，到今日，刚好一周年。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确实应该写点什么。

     这是本市最大的平面媒体，也是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中南海的国家领导就是通过这份报纸了解这座年轻城市的情况（每每想到这点，我轻浮的心态就会被沉重的责任感所替代，感谢佛陀，让我在新闻界打滚后内心依然存有敬畏。不要说我酸。）。而我是个地方大学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在跨出校园之后一步走到这个高平台上，我打心底的第十八层细胞感觉到自己的幸运。

    我要感谢我的贵人，LWF与WYL，感谢他们在众多名校毕业生外聚焦于我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并且大胆给了我从未奢想过的高远的、宽广的天地。

    感谢熊、MEI和LEP等人在报社里面对我的关心，没有他们，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能够从校园平稳过渡到社会。一年来，我一直怀着胆怯的虔诚的心情在党报中写字，在浮躁功利的新闻界中摸爬打滚，在汗水与泪水中一次又一次升华。

    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我想，我早就崩溃了。每次遇到挫折，困难，在父亲的教诲和母亲的叹息中，我都会想到，我是梁氏的后人，这个族群默默无闻而伟大，我必须成为他们的骄傲。

    我是个幸运的孩子，就像是草原上疯长的野草，头顶有灿烂的天穹，我呼吸着这世界无涯的空气。命运的眷顾，父母的关爱，我只感到幸福得想哭。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领着人事处的一张红纸条去“文体中心”报道。早上编辑部人很少（后来我才知道编辑们都是下午做版的时候才来，一直到晚上签版才离开，作息时间跟正常人不太一样。记者亦然。）我绕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编辑。我颤颤微微地将纸条递过去，他问我，你是实习生？我看到纸条上写着“见习记者”，连忙摇摇头。那人事处的人有没有告诉你应该找谁？我又摇摇头。我紧张得冒汗，当时我甚至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我的额头上分明凿着两个大字：懵懂。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接过我纸条的编辑是周末版的总编，也是整个文体中心的几把交椅之一。在日后的日子里，他也经常给我鼓励。我碰到的都是好人哇！！

是呀，进报社之前，我甚至连什么时候该用【本报讯】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消息的几个要素，更不知道消息跟通讯、报告文学的区别。可是，一见LEP主任之后，我被告知我已经上岗了，而带我的就是MEI前辈，“资深”娱乐记者，是个美女哦。

所以，到现在我依然告诉人家：我是狗仔队出身的。

    刚上岗的时候，我甚至没有作为一个记者的自觉。有一次跟MEI去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迟到了，来到门口被拦住。没有名片，我紧张地说，我们有一个记者在里面了，我是跟她一起的。对方问，你是实习生？我不明就里地点点头，然后低着头逃进去了。等到我把这一切告诉MEI时，她噔噔噔地跑出去，对门口的人大声说：这位是我们报社新来的记者！

到那时候，我才清楚我走出来代表的不是Ting子，而是身后的媒体，包括在里面兢兢业业工作的300多名采编人员。我是一名记者。

笑事，烂事一大箩

     当狗仔队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三个月，但是那段时间却是最难忘的。因为承受不了精神压力，在那三个月我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大吐，或者大哭，到了后来不得不跑去医院，但是医生除了怀疑我怀孕以外就别无他想（真是兽医）。记者是非常机动的，我曾一度认为记者是工作机器，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跟生活。当电话一响，全身的毛细血管便开始崩张，整个人敏感得如同黑夜中的野猫。三个月的适应期过后，精神与生理上才稍稍调整过来。每每回忆起那段日子，我就会心中充满感恩，感谢佛陀让一切炼狱都成为了过去式。就像我大学时候回忆起高考的日子一样。如同重获新生。

    在那三个月当中，我首度尝试了“出差”，而且还是报道国内重要的电影节——虽然它实在垃圾得很——金鸡百花电影节。其实在那之前，我对国内电影一点都不关心，甚至叫不出十个电影演员的名字、5个导演的名字，但是还是硬着头皮上了。10月份的海南，热得像个烧烤场一样。我背着沉沉的笔记本跟摄影记者一样每天赶场，写稿，传稿，结果写回去一堆小碎稿（当时甚至没有“主稿”的概念）。老爸每天长话遥控，把几份报纸的记者的稿子一一比较，我看到自己丑态毕出，于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又哭了。新闻界里面的水实在很深，我清楚各地记者们如何分工操作，但是我作为一个新人却无法插足进去，只能对着自己陌生的领域望洋兴叹，然而我背上又背负着这么重的担子！好歹熬到颁奖典礼结束，午夜十二点，我将稿子传回海峡对面，我整个人都瘫了。

    从那以后，我就抓住每一次机会，去电影院看电影。

    但有趣的事情也很多。最经典的就是电话采访“侯勇”，采访完之后我拍马匹“您是著名的演员啊！”对方一愣，幽幽地说了句：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是演员是导演，我不是勇敢的“勇”，而是歌咏的“咏”！当时真想找口井跳下去……

 从狗仔队到“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

     随着市里对文化的重视，本报也开辟了文化板块，于是我从娱乐版抽走，成为了文化版的一员。当时真是一千个不愿意，一来文化版的领导让我有畏惧之感，二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肚子里面的墨水根本不多，如何能够胜任文化记者的工作？三来，在娱乐版的轻松氛围让我难以忘怀，我害怕重新适应新环境。

    可是，还得去。第一个采访居然就是中国海峡两岸的歌词泰斗庄奴跟乔羽，他们的《甜蜜蜜》跟《让我们荡起双桨》无疑对我们这代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两个老头加起来都有一百六了，这种年龄上的隔阂让我感到紧张。后来发现，两个老人各有各的特点，乔羽虽然已过八十了，但是说起话来却像个老顽童，胖乎乎的身子跟趣致的表情就像卡通里面的人物，让人极想亲近。而庄奴有着台湾绅士的儒雅，脖子上永远挂着一个佛教的坠子，当表达强烈感情的时候他会双手合十，让人不敢冒犯。两个老人家都极为可爱哦！几天之后就写了一篇通讯，结果居然获了B类好稿，也算是初战大捷了。

      还有一件让我今日仍记忆犹新的事情。采访一个画展，因为有市领导出席而极为重视。写完以后，当时文化版的总编HHM让我坐在旁边，一句一句地替我修改，那架势如同母鸡教小鸡捉食。虽然众记者对该总编颇有非议，但是我对他还是充满感激，因为他让我知道自己应该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后来那篇文章有些细节出入，当天晚上我被总编室叩问到午夜十二点，才明白正因为我供职的报纸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因此也要求上至总编下至小记者都要谨慎对待，不可以轻易让一个错误从眼皮底下溜走。

 文化点滴沁人心脾

   从那以后就开始正式进入“文化工作者”的轨道。分到我身上的线是市内各大博物馆跟美术馆，因为我过去有些许美术功底。从此便多了跟画家、设计师打交道的机会，也对市内举办的展览活动了如指掌。有时候还会跑回母校找选题，这时候我就比其他文化记者有了优势，才知道本地高校毕业也是我的一种资本。

    文化版跟娱乐版最大的不同是，娱乐版毕竟属于“俗文化”，满足的是老百姓的窥私欲、好奇心、茶余饭后的谈资（MEI不要扁我！），而文化版，则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文化事件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即是说，报道一个画展，传达给观众的信息除了时间地点人物以外，还包括画家的生平、艺术成就，甚至是展览的筹备过程的轶事等等。杜绝哗众取宠，杜绝浮光掠影，也就让记者脑细胞死伤无数。跳到文化版不久，就开始了读书月，每天一版一版地写，简直成了出版机器，炒作了一个月，自己居然连一本书都没有读过；读书月过后，就是创意十二月，这时候倒是接触了不少设计师，看了不少设计展览。经过两个月非人的磨练之后，我终于从刚开始的连写消息都要酝酿半天升级为“出稿机器”，只要编辑一按鼻子，“哗哗哗”地就在电脑前奋笔疾书了！要长要短，任君选择。

     虽然这份报纸是一份老报了，但是文化版却是新生的，记者们也是新的。偌大一个板块，记者只有三个，其中我跟另一个记者都是去年才毕业的学生（不同的是，她从英国拿了两个传媒系硕士学位回来），另一个记者则在另一家报纸当了五六年的文化记者，是老资格了。我们三人在一起，分工有条不紊，而在褪下记者行装的时候，我们各自代表了女人的三个阶段——单身，结婚，怀孕。

 一人进报社 全家当记者

   目前的我，过得非常好，该工作的时候工作得勤勤勉勉，该偷懒的时候也偷懒得不遗余力。其实，只要心态调整过来，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我又要说回我的家人了，因为在我的这一年当中，我一直在他们关怀的襁褓下，这座城墙让我无畏于外界的风雨。记得记者节的时候父亲应邀为本报写过一段话，这段话足以胜过我本文的3千字，也胜过我在这一年当中写过的33万字。遂将原文登载如下：

    “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即到《深圳特区报》文化娱乐版当记者。我笑称她是‘狗仔’（她本属狗，娱记又被称为‘狗仔’）之余，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70年代初就在原宝安县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当一名职业记者一直是我的梦，想不到这个梦却让自己的女儿实现了。

    自打女儿当上记者，不管多忙多烦，每天一上班，我首先翻报纸，翻报纸首先看文化娱乐版，看文化娱乐版首先看看有没有我‘狗仔’的文字，一旦有了，先是向同事炫耀，继而是细细地读，继而是用笔画上一个圈，继而是端端正正地摺好保存。看看这越来越厚的存报，心中那份荣耀那份慰藉立马把尘世间的一切烦恼一切浮躁冲刷得一干二净。我还要什么？这就是荣华富贵，就是成功和希望啊！别人可能笑话我自私、俗气，可这是我的真情实感。老实巴交一辈子，为孩子的成长流露点张扬又有何不可！

    话说回来，女儿作为记者，载负着厚重的社会责任。要对得起广大读者，同时满足父母亲朋的期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狗仔’新入行，我亲眼见到初学者那种迫切而心虚、执着而彷徨的心态，没有节假日，不分上下班、没有生活规律，为一个新闻，甚至为一个微小的细节，她跑现场、查电脑、煲电话、静候编辑们的咨询，不到半夜截稿，绝不敢休息；为了开辟新闻渠道，她勤跑细问多动笔，稿子写好了，还要让采访对象校验，甚至要顶着受访人的刁难和斥责，直到自己、编辑、采访对象都满意为止。

    女儿是尽责的。我们深深理解到当记者的艰辛。看到她为了工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偷偷流泪，可怜的父母往往比深受其苦还难受。可又能怎么样呢？风光背后是磨难啊！不能让女儿无所作为，更不能见难而退，惟有做她的同路人，把她扶上马送一程，这是为人父母的天职。于是，我经常当她外出采访的‘司机’，妻子总是备好香茶热饭当她的‘保姆’，夫妻俩经常做她看电视（业务）、做专访、开夜班的‘三陪’，为她物色新闻对象。朋友们说我们是‘一人入报社，全家当记者’，我们高兴之余，有自己的潜台词：女儿没有后台，没有根基，惟有靠这点情这点力支持她走向成功了。”

耳边依然回荡着Eternity memory of light waves。那些在路上一路陪伴我的人，因为你们的陪伴，让我忘记了畏惧。为了你们，我会变得坚强。